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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太宗的守法

  • 2019-12-30 06:27
  • 司法动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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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说来,专制政体因为缺乏监督机制,官员腐败问题比较突出。因此,怎样反腐败也就成了中国历代皇帝的重要课题。但是,贞观时期政治清明,纲纪整肃,官员谨慎,贪赃枉法之事虽有发生。但并没有成为困扰最高当局的社会问题,没有形成不可遏止之势。 那么,唐太宗到底有哪些反腐举措呢? 首先,依法反贪,法不容情。 唐太宗主持制定的《贞观律》,明确了赏罚制度,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,这就是后来所说的《唐律疏议》,是古代成就最高的法典,而一直保存下来。 《唐律》第三卷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,共59条。其中受人财物代为请求、收临主司受财而枉法、凭官职威势讨要财物等条,都是惩处受 贿罪或索贿罪的法律条文。如《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》条规定:凡监临主司官员(指对所处置的事情据有管辖、审核、主办权力的官员)接受贿路后作枉法处理的, 受贿值绢1尺处杖打100,每多1匹加一等,满15匹处绞刑。受贿后未作枉法处理的,值绢1尺杖打90,每多2匹加一等,30匹加处役流。跟明太祖时期制 定的《明律》相比,《唐律》从总体上讲,对官员职务犯罪的惩处要宽一些。明律规定:官员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,果首示众,剥皮实草。受贿枉法者,1贯 以下杖70,每多5贯加一等;20贯杖60,徒1年;45贯杖100,流2000里;满80贯处绞刑。监守自盗,1贯以下杖80;7贯500文杖60,徒 1年120贯杖1肋,流2000里;满40贯处斩。又规定:官吏外出,如乘坐官府的车、船、马等,携带私人物品不得超过一定数量。如乘官船、官车,私载物 不得超过30斤,违者治罪。轻则笞10下,重则杖70。 唐太宗不仅要求臣民们严格守法,而且他本人也能自觉地以国家法律约束自己。这里有一个著名的罪己诏的历史故事。 有一次,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,他做广州都督时,贪污了大量的钱财。这件事被告发后,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他依法判处死刑,可是唐太宗以往很器重党仁弘。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,舍不得杀他,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,取消大理寺的判决,改为撤销职务、流放边疆的处分。 处理之后,唐太宗心里很不安,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,置国家法律于不顾,做得很不应该。于是他把大臣们召到金銮殿,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:国家的法律,皇帝应该带头执行,而不能有私念,不受法律制约。失信于民。我袒护党仁弘,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。 于是,唐太宗写了一道《罪己诏》,唐太宗在《罪己诏》中检讨说: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,有三大过错:一是知人不明,错用了党仁弘;二是以私徇法,包庇了党仁弘;三是奖罚不明,处理得不公正。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,立即下令将他的《罪己诏》向全国的百姓认错。 其次,强调德治,加强对官员的教育。 唐代史官吴兢编纂的《贞观政要》,是一部记录太宗朝政事之要的史书。其小有篇题为《贪鄙》,篇幅很短,共6章,很是精彩。其内容用现代语言讲,为唐太宗对大臣们进行反腐教育。通篇循循善诱,言简意深,没有官话,没有说教,没有皇上对臣下的训诫口气。 有一段写道:贞观二年,太宗对左右大臣说,我曾讲过,贪官们无不爱财,其实他们并不见得怎样爱财。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,俸禄都很优厚,一年所得,数量很大。若受人贿赂,不过数万,一旦败露,官职、俸禄全被剥夺。这岂是懂得爱财?合算吗? 唐太宗又说,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有爱吃鱼这种嗜好,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。他认为只有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。 不接受别人的贿赂,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。无论君主,还是官员,都不能贪婪。如果君主贪婪,必定导致亡国;如果官员贪婪,必定招致身败。唐太 宗告诫官员,站得正,才能立得稳。如果有贪污,倒霉的就不仅是贪者个人;主贪丧国,臣贪亡身。贪者败类,贪者一人,会贻害很多人。从大处讲,会殃及一 国;从小处而言,会殃及家庭、家族。 唐太宗还给大臣们讲了两个故事。 第一个故事载于《水经注两水》,说的是战 国时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国,苦于不知道到蜀国的路怎么走。于是想出一条计策,命人刻五头石牛,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挂着黄金。蜀国的人见了,以为牛拉屎能拉出黄 金。蜀国国主贪图黄金,乃派出5位大力士,将石牛拉到蜀国。这一来,就开辟了一条由秦国到蜀国的通道,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。秦国的车队随后而至,攻打蜀 国,蜀国很快被灭亡了。 第二个故事载于班固《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传》。说的是汉代担任大司农职务的田延年,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,用 来租赁生利。每辆车租金原先为1000钱,田延年用欺诈手法增加至2000钱,共得6万钱,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万私自吞没。他在做这件事情时。其冤 家对头眼睛正盯着他,秘密地搜集其违法乱纪的材料。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冤家对头的掌握之中。于是田延年贪污3000万钱的事很快被揭发出来。 大将军霍光说:先把他关到牢里,然后交由大臣们公议处置他的办法。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,又害怕受到惩处,说道:我何面目入牢狱,遂自责而死。 讲完了这两个故事,唐太宗感慨颇深,叹道:像蜀国国主和田延年这样的人,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,如今我要以蜀王为借鉴,你们也应当以田延年为前车之鉴,不学他们的样子。 唐太宗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,有力地印证了主贪丧国、臣贪亡身的道理。

前言

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,可是在古代中国,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。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,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——皇帝。

也就是说,在古代中国,皇权绝对高于法权。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订出来,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,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。总而言之,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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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,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,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,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。

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,如何避免党政领导以权压法、以言代法?不妨看看唐初大理司少卿戴胄是怎样办案的。

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主,一统天下后,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,在他的亲自主持下,修订颁行了《唐律》。法律制定出来后,他以身作则,带头守法,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,在这方面,历史上就留下了不少佳话。

必发bifa1122 ,唐太宗与历代帝王的法治观念

历来帝王都把法律当作一种“防民之具”和“辅治之术”, 如朱元璋。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——《唐律》的总设计师,唐太宗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“皇权与法权”的关系的呢?

对此,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:“法者,非朕一人之法,乃天下之法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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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,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,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,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。不过,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的肺腑之言,我们也仍然要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,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,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、表里如一。

从下面这个事件中,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。

一次,唐太宗召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入宫议事,因唐律规定任何人入宫都不允许带兵器,长孙无忌却带刀入宫,监守宫门的校尉并没有发现,因而,他俩都触犯了唐律,必须按法律问罪。

贞观之初,唐太宗为了网罗天下优秀人才,下诏让文武大臣和地方官员向朝廷推荐优秀年轻人才。结果,在举荐的人中,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现象,有的更改年龄,有的伪造学历,还有的编造经历。得知这一情况后,唐太宗震怒,便下令:凡是弄虚作假的,务必抓紧自首,超过规定时间不自首的,一律砍头。命令下达后,那些胆小怕事的就赶紧前去自首,但是也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,并没有自首,而是试图侥幸过关。于是,唐太宗就责成大理寺严肃查办,不久查出了温州司户参军柳雄伪造资历,唐太宗打算把他杀掉,以警醒后人。

皇权与法权之争

贞观元年正月,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

事情本身并不大,但是性质却很严重。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——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,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?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?

说白了,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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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: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,很多将吏战死沙场、为国捐躯,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,就出台了“恩荫”政策,让烈士后代能够承袭先人官爵。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,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,以此骗取朝廷恩荫。此外,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,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、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,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,企图走一条加官晋爵的捷径。

有关部门难辨真伪,对此大伤脑筋。针对这些现象,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,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,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。

敕令颁布后,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。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,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,马上要治他的死罪。

案件送交大理寺后,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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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,因有“忠清公直”的美誉,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,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。皇恩如此浩荡,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、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,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。

根据当时的法律,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,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“据法应流”的判决。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,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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